书法学习的门在哪里一直以来都是由争议的, 魏晋是书法的经典没有争论,因为魏晋奠定了书法游戏的规则,但大部分人认为经典的学习书法的路径是由唐入晋,主要原因是因为古时候晋人留下的墨迹遗迹能得以流传的很少,到了宋代,能看到真迹的就更少。所以后人学习只能先取唐人的墨迹由一家入门,逐渐入书法的无法之门。但唐代已经没有士族高门了,原来书法的家族式传承环境不复存在,书法缺少了面授的演示,唐代只有很少的人获得了古法的真传,其源头也和原来的士族家庭成员有关,如颜真卿得了智永和尚的真传,智永是王氏子孙。但其中有一个问题,这些人只是得了部分的真传,还不是全部,所以在各自的基础上又独立地发展了自己的风格,与其说是独立的风格,也可以说是未能学得全部系统的古法而产生的异变。
唐代书法的演变固然和立国后的大国庄严有关,社会的一切要求森严的法度,另一方面也和古法的传承失序有关。普遍来说,唐人只能靠观摩晋人的遗留墨迹来揣摩前任的古法,只有极少数的人是获得了部分面授的,这个证据可以从唐人的书法中得到验证。唐人的书法装饰性更强,作品的面貌有雄强, 有秀美,也有中性的,风格的多样性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。而纵观晋代的书家,面目和风格有很大的相似性。晋唐似乎可以归类到同类,但却又有明显的分界,使得魏晋风采成为书法上的一个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峰。
这些字都很明显地带有晋人的笔法特征,随手翻翻文中还有很多字都有晋人的古法特征,但他的古法又不是十分的丰富,相比同一个竖钩,颜的笔法相对来说比较单一,所以和晋人相比,颜的古法似乎又是残缺的。我个人一直不喜欢颜体楷书中的竖弯钩,及至后来才想起来,既有可能那个竖钩实际上和行书体中的笔法应该相同,略带迟疑,再翻刻成刻石时变成了那样的模样,这和原来的笔法相去甚远。所以碑的学习倘若没懂用笔方法之前去学,毫无疑问是要失神的,因为我们只是在东施效颦, 亦步亦趋。由此可以想到唐人没有我们现在如此发达的资讯,很难看到墨迹本,即使看到墨迹本,是否真的能看出古法,对观者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。他们能学到局部已经是对书法传承极大的贡献了。
书法发展到宋朝,后人总结是宋人尚意,意谓主观,也就是说,在书法活动中,人的主观意识跃居第一位了,书写的主导意识居于主导地位,才有了苏轼的所谓的书法“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。”这样的言论,实乃告诫人们书写时不要总想着写好作品,这段话间接地告诉我们那时的人们对写好书法的关注,这和晋人的肆意挥洒是有本质区别的,晋人的关注点在情绪的宣泄,书法是宣泄的产物,是自然的表现, 而在宋朝,是刻意表现的面貌。苏轼被黄庭坚戏称的蛤蟆字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,是在苏轼临摹古人后自己找到的自己的面貌。是字势向左下方伸展的一种字势。苏轼也好,黄庭坚也好,都是对古法的局部传承,并在某一个方面加以伸展夸张而得自己的风貌。相比于唐代,宋代的古法消失得更多,尤其是在韵方面,原因还是因为书写从被动变成了主动,刻意的成分加强了,所以人的主观“意”的成分大于韵的成分,从而演变成了书法史上一段特征鲜明的阶段。
如果细究可以发现,这里面本质的问题还是书法的书写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晋人的书法重在韵,韵不是一项具体的技术性规定,它是书写本能性的一个表征,后人在刻意发展书法使得书写变成了一种主观性技艺。这是有本质区别的。
至于书论上总是不断提及的“深入一家,一家即成,在旁涉他家,渐称自己风貌”,深不以为然,所谓学成一家,也是将一家的所有照搬,而不知其所以然。然古法有其自身的规律,找到书写的规律, 形成自然的书写性,自然就形成自己的面貌。今天学习书法的大环境和过去已经大不相同,一是书法已经脱离了使用,不可能要求童子功,很多人是进入成年在开始学习的；二是工作的繁忙,不可能临摹100遍, 三是资讯的发达,能看见更多的真迹学习更加方便。所以书法的学习不要拘泥于过去那些传统的方法,要直达魏晋,学习自然的书写性,找到书写的本源,其他就会触类旁通,这才是现代书法学习的正门。
